

苏轼在《上梅直讲书》中称“苟其侥一时之幸,从车骑数十人,使吕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”为“世俗之乐”,并强调,“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,有大贤焉而为其徒,则亦足恃”“意气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”。其实,有世俗之乐,亦必有世俗之忧。“乐”与“忧”必有根源,根据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原理,根源恐怕就是世俗之功利荣辱。所以欲去世俗之乐,亦必欲去世俗之忧,去除这二者的根源就是去除世俗之功利荣辱,若淡泊明志,视功名如粪土浮云,不汲汲于富贵,不戚戚于贫贱,也就有了脱去世俗之乐的实力。
依此说来,为了摆脱世俗的“乐”与“忧”,干脆釜底抽薪不食人间烟火?看看孔子是怎么说的吧!孔子说: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(《论语。述而》)可见,封建士大夫常常言说的的要鄙弃的“功利”或许并不是那种通常的、遵循市场规律的劳动力价值,而是一种出于统治人、控制人的需要而人为设置的级别待遇,如古代的与官级对等的俸禄,今日的职称工资等。这些利益完全不遵循市场规律而遵循人控制人的规律。
由此可见,古人常鄙弃的官场里的利,实际是在鄙弃黑暗污浊的官场,官场里的争斗要求他们,为了达到目的,必须放弃人格,不择手段。正直的士大夫做不到这些,便反过来受到打击、迫害。而在古代,商品经济十分原始,读书人的营生门路实在没法遵循市场规律。可以这样说,读书人的报酬几乎是完全不遵循市场规律的,正因如此,官场里的利,便几乎是利的全部,所以我才会看见古代文人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,便会一致地厌恶功利。
倒是春秋战国时期,由于诸侯争斗、残酷竞争的需要,各诸侯王为了笼络人才,争着重用那些士,才使知识分子有了“挑肥拣瘦”、“朝秦暮楚”的独立性。因此,就少见那个时期的文人对功利一概的否定。
市场规律里的利,对于读书人来说就是知识经济,这些东西的得与失并不涉人格、尊严问题,因此,当今的读书人对利的态度若还效仿古人,岂不是刻舟求剑,迂腐至极?
没有利,我们何以生存?读书读出前途,读出经济基础,才会真正地做到“忧哉游哉”,读书才是一件对自己真正有好处,得到别人支持、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兴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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